Aust Winner 澳洲长风论坛

[钱志富]

一件厚实而暖和的皮棉袄
——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读后
•钱志富•

（文学博士 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学向来无史”。中国诗歌也这样，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诗歌辉煌灿烂，跟中国文化一样时间长，流播广，真的可以说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然而，鲁迅似乎对中国诗歌史的兴趣不大，所以他费时费力写出来的是《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和学术大转型的时代，所以虽然鲁迅自己不在意于诗歌史的研究，可是从他以后总有人专心致志于诗歌史的研究了。
文学史、诗歌史的繁荣期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这二十多年。不仅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诗歌史尤其是断代的文学史、诗歌史进行了研究，而且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就拿中国二十世纪的新文学史、新诗史来说，也达到了相当繁盛的程度。学人潘颂德在谈到中国现代诗歌三十年的史学著作时这样写道：“……有些专家、学者……在现代新诗史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先后写出了《五四新诗史》（祝宽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出版）、《诗潮与诗神：中国现代诗歌三十年》（王清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现代诗歌史》（朱光灿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新诗流变论（1917-1949）》（龙泉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国新诗发展史》（刘扬烈著，重庆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著作。这些新诗史著作各有特色，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新诗史的研究。”（潘颂德：《中国新诗史•序》，《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按照 学人潘颂德的统计，中国现代诗歌史到2000年为止，至少有五部各有特色的著作，可是学者们似乎意犹未止，继续从事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研究，而且又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比如老一代学人陆耀东教授就出版了他的《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等等。陆耀东教授的《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出版后，中央电视1台还专门播送了一条新闻，可见其影响之大。山东大学学人章亚昕还出版了他的《中国新诗史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业余学人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也于近期出版，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
笔者也曾修习过一些文学史。由于受一位已故的前辈学者的推荐，笔者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读的当然是他解放前写成的未经修订过的那种《中国文学发展史》，读后开阔了眼界，清楚了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脉络，也懂得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一贯的文学传统即诗歌和散文的传统，当然对小说和戏剧的生发也产生了兴趣，真的觉得受益匪浅。也曾读过波兰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觉得十分开阔眼界，十分开阔心胸，可惜的是该书现在不易买到。读了这些优秀的中国的或世界的文学史，笔者同时感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做一个优秀的文学史家谈何容易，这其中得有多大的阅读量，而这个文学史家要有多么敏锐的眼光，同时他自己的文学才能也要非常的高，虽然他进行的是学术工作，可是他的笔下不能只是干巴巴的叙述和罗列，否则他进行的工作只能是历史资料的长编，这跟不修史又有什么区别，何况资料的收集也是一个大问题，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够将某一段历史时期的所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收罗齐全，而且谁又有那么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和梳理这些作家和作品。同时文学史家又能够以何种方式来结构那一段错综复杂的文学史，文学史家要不要有自己的判断作品的标准，他会不会由于自己有标准上的局限而把一些经典性的作品排出在外等等，这些都是问题。笔者曾经亲口询问过一位做了几十年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文学史学者，问他当今有几个人又资格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想了半天说，的确没有多少人有资格写作文学史。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笔者多少年来一直对文学史家和他们的著作充满敬意，他们的著作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点，但总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文学史的全局性的或整体性的东西，只要我们不是抱着苛求和责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文学史，总是可以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收获的。应该说，对于一个进行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即便是他只是一个当下文学作品的批评者，他也应该有着一个文学史家的犀利眼光，不然他怎么可以一眼就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然而又产生在当下的作品。想一想吧，如果不是别林斯基这样的具有文学史家的犀利眼光的人来向世人推荐普希金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家，那么世人对普希金等的认识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想一想吧，如果大诗人艾青当年不是遇到大批评家胡风，那他的影响也会滞后的，而胡风推出的人何止一个艾青？田间也是他推出来的，七月诗派一大群诗人都是胡风推荐给世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一些学者尤其是搞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很容易走入一个学术误区，那就是他们紧盯着已经历史化了的那段历史而不肯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场，结果他们的著作也缺少了一种伟大而犀利的眼光，那就是作为一个大批评家的眼光。不仅如此，不少的专家还有一种对于关注当下文学现场的恐惧症，结果他们写下的文学史就失去了很多东西，形成了不少缺点。关于此，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对他们进行了比较谨慎的批评。比如朱栋霖先生在给他的一位毕业了的博士生的著作《叙事的狂欢和审美的变异——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写的序言中这样说：“我尤其希望有潜力的新锐青年学者要面向生机勃勃的当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太多的力量环绕在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周围，在不断重复的课题中浪费可贵的学术资源。我总是鼓励我指导的博士生研究当代文学，利用博士学习阶段深入当代，为将来的道路奠基新的学术基础。”（朱栋霖：《叙事的狂欢和审美的变异——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序言》，参见南志刚：《叙事的狂欢和审美的变异——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是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太多的力量环绕在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周围，然而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的文学史的研究就应该终结了呢？当然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对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的文学史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因为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出现大理论家，大批评家和大文史专家，我们当下还没有出现勃兰兑斯和刘勰，也没有出现刘大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打量业余学人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也许就可以发现出他的这部新诗史的一些独到价值。
首先，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来写中国新诗史，他的肩上就少了一种压力，一种来自意识形态和学院派的双重压力。众所周知，我们曾经在建国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研究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史和诗歌史的写作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写作，而这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写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还有相当广泛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人力倡重写文学史的原因。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所写的这部中国新诗史，洗净了意识形态写作的胎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出自他自己对中国新诗史的感悟和认知，所以很可贵。同时，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所写的这部中国新诗史也少了学院派学术的浮躁和喧嚣。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各高校进入了学术“大跃进”时代，由于职称和岗位聘任也需要文学史这样的学术专著，所以不少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选择撰写文学史专著这项工作。想一想吧，一两年时间内能够弄出有真货色的文学史或者诗歌史来吗？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来写中国新诗史，他可以慢慢写，他不需要评职称，他不需要定岗定级，他的诗歌史写作是非功利的，他的学术研究是出于他对学术的真诚的爱和冷静的工作。
其次，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也是令人吃惊的地方就是他的学术积累比较丰厚，事实证明他的这部诗歌史并没有停留在某种业余状态，他努力地收集到了前辈学人的不少有关中国新诗史的呕心沥血之作并仔细进行了研读，发现了他们的优缺点。更重要的是，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对于出版于1949年以前的甚至是以后的文学作品都有广泛收罗，而且进行了仔细地研究，他对一些作家的在历史上的定位显示出了他自己对他们的感悟和认知，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乱说一气。而且，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对社团、流派以及文学思潮的历史细节掌握得十分清楚，而且，他在写作上可谓细针密线，严严实实，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要说他为中国1949年以前的新诗史缝制了一件厚实而暖和的皮棉袄而给他以比较高的评价的原因。
第三，沈用大作为一个业余学人在诗歌史的写作中表现出了相当的才情，他的文字笔带感情，兼具散文和抒情诗的笔调，给人以朴实、平和、优雅和幽美的审美情趣，同时也写得洗练、纯净，所以他的这部中国新诗史具有一种刚出浴的美女的美和魅力。
当然，由于撰写文学史的一些共同的巨大困难，这也使得沈用大的诗歌史具有时下一些诗歌史著作的一些共同的弱点和缺陷。比如他对一些诗人的评价有时不是太准确，站的高度不够，作者应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来审视曾经发生在1949年前的诗歌事件。一些诗人的作品在当时是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的评价就会比较高，然而历史虽然有时在倒退，然而也有前进的时候，所以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现在恐怕就只有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价值，所以对他们的评价应该更加谨慎一些。比如周作人的名作《小河》发表之后被力倡做诗如作文的胡适誉为是一首新诗中的巅峰之作，这评价是很高的，然而这首诗在今天看来，的的确确只是一略带诗意的散文，如果不是分行排列，不会有人认为它是一首好诗。笔者认为写作文学史或者诗歌史首先应该分清楚某一具体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这样他的著作才会更有价值。所以笔者希望作者在修订他的著作的时候要重新拷问他索引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另外，沈用大的诗歌史也有一些重要遗漏，比如他将曾经写过一部在世界诗歌史上都十分重要的散文诗集《野草》的作者鲁迅给遗漏了，这是不应该的。再有，沈用大有时对一些事理的判断也显得随意性比较大，比如他在谈到七月诗派重要诗人胡征时，说他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了一个七月诗派诗人，这就显得学理不足。
总的说来，笔者对业余学人沈用大的这部诗歌史还是喜欢的，热爱的，笔者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了他同时也思考了一些文学史或者诗歌史上的问题，曾经写过一篇《新诗散文化问题》，该文发给姜耕玉先生后得到首肯。当然，对业余学人沈用大的这部诗歌史的弱点和缺点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比较有效地推动学术的发展和勃兴。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