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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
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君怀，怅然何时辍。
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忆，风月重含情。
含情重含情，攀留桂枝树。珍重一技才，留连千里句。
明年桂花开，君在雨花台。陇禽传语去，江鲤寄书来。
——明•杨慎：《桂湖曲》

新都位于成都北郊，距成都20公里。名字上嵌着个新字，其实是个古老的城市。新都在周时属古蜀国地，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蜀王开明氏自郫邑迁都境内的军屯乡，新都作为蜀国的都城悄然崛起，始称“新都”。汉高祖6 年（公元前201年）新都正式设县。人们提起新都，就会想起满城的桂花、荷花，仿佛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清人姚仙槎曾有诗描摹：“秋色艳湖滨，桂花香满城。香风吹不断。冷雨听无声；扑面心先醉，当头月更明。芙蓉千万朵，临水笑相迎”，香城之名不胫而走。
升庵桂湖
桂湖位于新都城内西南隅，是四川著名的古典园林，号称“天府第一湖”。三春杨柳，夏日荷花，金秋桂子，四季花卉，把桂湖装点成“满湖荷桂”、“毓秀分香”的香世界。每当荷香未罢桂子吐芳的季节，满湖清翠碧绿的甸甸园叶，托着千百朵有红有白的莲花争艳斗妍；而湖畔的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竞相卉放，满城生香。
桂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当时的桂湖还是一个天然湖泊，所在位置属于汉时的一个基层行政单位“亭”。隋开皇十八年，新都县城由古蜀国旧都迁到现址，桂湖正处于城区之南，遂名“南亭”。最迟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南亭”已形成园林景观。初唐宰相张说在此为郭元振等送别，写下了《新都南亭别郭元振、卢崇道》诗：“竹径女萝深，莲洲文石堤。静深俗人断，寻玩往不进。碧谭透初月，素林惊夕栖”。南亭在宋代又改名为“新都驿”，桂湖就成了南来北往过客“暂时相赏莫相违”的佳景。直到明代，因为新都状元杨升庵的一阙《桂湖曲》，桂湖名扬天下，“桂湖” 才成定名。明末战乱，烽火连天，桂湖园林荒圯，至清初乃废湖为田。出于对杨升庵的缅怀，嘉庆十七年（1812），知县杨道南重修桂湖。道光十九年（1839），新都知县张奉书，博采各地园林之所长，并以“湖山奇丽”的绍兴鉴湖为蓝本，重建桂湖园林，并在湖上建升庵祠，“凡台榭亭宇、花木竹石靡不经其匠心独运”。从此，桂湖以其崭新的风貌，重新跻身“西蜀名园”。因为杨升庵爱桂湖、爱桂花，人们便陆续在湖边新植桂树数千，并扩大湖面，在湖中广种莲荷，“荷花开罢桂花香”，寄寓着对乡贤名人的怀念和景仰。
不知就里的人总以为新都有二个桂湖，一个叫桂湖公园，一个叫升庵桂湖。殊不知桂湖公园与升庵桂湖仅有一座城墙相隔，实际上是升庵桂湖的扩大和延伸，是一座自成体系的新建仿古园林。而所仿的“古”则完全脱胎于升庵桂湖。因为那段来历不凡的古城墙，二园才没有“合二为一”：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杨升庵高中状元，明蜀王及四川总督给杨家送来贺银，资助建造彰显“一门七进士，三代二福相”的旌表牌坊。杨升庵的祖父杨春再三推辞不掉，高情难却，便用这笔钱为新都修筑城墙。城墙高6米，长约5000米，至今残存在桂湖的850米城墙，俨然成了杨家“不事炫耀”家风的丰碑。
新都人为桂湖冠上杨升庵的名字，因为桂湖是杨升庵的故居，因为杨升庵是桂湖的创建人，因为杨升庵是桂湖的骄傲，还因为杨升庵一生坎坷而百折不挠。杨升庵（1488-1559），名慎，字用修，新都人，出身在于“一门七进士”的官宦家庭：父亲杨廷和位居宰相，祖父及兄弟子侄五人均为进士，这样的书香门第在我国历史上也属少有，但杨升庵却不是那种锦衣玉食、饫甘餍肥的纨绔子弟，“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便是他的名言。杨升庵少年时即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十岁能诗，十三岁时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之为“小友”。十九岁应四川乡试考中举人，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时年二十四岁。授职翰林修撰后，杨慎忠君体国，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于犯颜直谏。无奈遇到的是嘉靖这样的刚愎暴虐的昏君，那份近于迂腐的忠诚便成了罪不可绾的执拗和狂妄。终于在明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事”触怒皇帝，二次廷杖，尔后发配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一去便是三十七年，直到72岁时老死戍所。杨升庵身处逆境而报国之志不衰，拯溺扶困之心不减，把仕途失意后的愤懑转化为动力，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和研究，深入边地，游历考察，讲学授徒，使当时文化落后的云南学风大开。升庵一生博学多闻，著述达四百余种。《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这些著述除文学、史学、哲学外，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民俗等方面。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和多种学科的学者。因为他敢于为民请命，办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妇人孺子，多识其姓名；野老村夫，言及升庵辄相咨嗟惋惜慨叹不置。”在昆明、保山等杨升庵行迹所到的地方，当地人都为他建祠立碑。
桂湖是杨升庵的故居，杨升庵在这里度过了20多个春秋。花径石路洒下过他的童年欢笑，池塘春草留下了他的朗朗书声。中秋明月，他和女诗人黄峨新婚燕尔的海誓山盟，三春花柳，系留着他们流连荷堤桂下的吟诗唱和。因为这些，杨升庵深爱桂湖，莳花种草，构楼建阁，把无边风月融入了一湖清粼中，桂湖创始人之称当之无愧。尽管唐朝宰相张惠新都南亭诗中描绘过桂湖前身“碧潭初秀月，素林惊夕栖”的景致，但那毕竟是驿中所见，终究不成气候。只是到了明代，这座园苑成为杨氏家庭的花园，《县志》才有杨升庵“沿堤遍栽桂树”、把花园修得绮丽典雅的记载。杨升庵自己也有《桂林一枝》一诗记述：“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
桂湖总面积四万八千平方米，湖面约占三分之一，形如一面横卧的琵琶。湖上南北参差的两条半堤和几座桥榭，将湖面隔为6个景区。娇艳荷花、馥郁桂花，玲珑桥亭，飘逸楼阁，将桂湖打扮得美丽动人。湖上建筑，以雄峙湖心的升庵祠为主体，沿湖建有杨柳楼、澄心阁、香世界、杭秋、绿漪亭等楼、台、亭、榭20余处，古朴曲雅，玲珑剔透，造型精美，色调柔和。或临水上，或依岸边，因地构屋，布局谨严，在有限的面积内构成了无限景观，主次分明，远近照应，有开有合，有动有静，形成了桂湖园林所独具的风格，张爱萍将军为此写下了“桂花香笔墨，湖水影碑林”的题吟。
古时有谚：“山河依旧，风景殊异”，世间的风景实在只是心情的映照。李清照曾经写过一阙《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任是旖旎妩媚的景色，到了伤心人眼里，尽是辛酸和感伤。桂湖曾经印记着许多欢乐和温馨，但明媚的春光只如昙花一现，而风摧雪虐却持续了三十七年！因为有了杨升庵的充军流放、杨升庵夫妻的生离死别，一亭一阁，一池一水，都成了后人挥洒同情的泪源。尽管杨升庵忠心体国，身处逆境依然忧国忧民，却致死也未不得赦免，戍衣布衾归葬新都杨氏祖茔（习称状元坟）。湖心的升庵祠乃是后人所建的纪念祠堂。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知县徐世经在城内西街状元府旧第重建杨状元祠；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张奉书在桂湖另建升庵祠，让泥塑彩绘的杨升庵穿上了三十多年未曾着身的官服让人祭拜，升庵泉下有知，定然欲哭无泪。升庵祠为单檐悬山顶木结构建筑，占地442平方米。祠前有空圹地坪，左侧立着郭沫若手书的“桂湖”石碑。杨升庵祠由4部分组成：前为升庵殿，后为会心堂，左为藏舟山馆，右为澄心水阁。升庵殿新塑了升庵像，殿中展柜陈列升庵的著述刻本， 100余种，4000多卷的浩繁巨著，让人惊叹又令人扼腕。
沿湖西行，数丈之遥，但见杨柳婀娜，高楼突兀，楼为卷棚屋顶，飞檐翘角，雕刻精美，结构牢实。两端砌花墙、假山，气势雄伟；楼上置几、凳、匾、联，陈设雅致。凭栏远眺，本是眺望“画舫远汀迷柳树，一池明月浸荷花”的好地方，但却留下了“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这样催人泪下的凄楚情辞，后人怜之，套用折柳送别的习俗取名杨柳楼。桂湖之西有沉霞榭，前后濒临广阔的湖面，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彩霞映水，堪称奇观，故有沉霞之名。但因为主人公的凄凉身世，却承载了太多的万里相思。沉霞榭现已辟为杨升庵夫人黄峨著作陈列馆，内塑黄峨像，与升庵祠的升庵像隔水相望，咫尺天涯，万千愁肠。冷落寂寞的空庭中，似闻远隔万水千山的相思绝唱穿水而来：“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州。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妄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悲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凄婉动人，比李清照的《声声慢》犹深三分。清人梁正麟因此撰写了“黄夫人祠”对联：“盼不到迁客来归，白象金鸡相思万里；莫便伤才人命薄，红榴丹桂各有千秋”，折射出多少人的惋惜和不平！
宝光寺
出新都城，沿宝光街，绕过“福”字照壁，便来到红墙环护、绿树掩映的宝光禅院。宝光寺始建于东汉，隋时名为大石寺。唐广明元年（公元881年）底，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逃难成都时曾驻跸于此，夜见寺内福感塔下放出祥光，掘地获一石匣，内藏舍利子13枚，“晶明莹彻，不可方物”。唐僖宗君臣以为吉祥之兆，遂命悟达国师重建庙宇，赐名宝光寺，同时兴建十三层宝塔。取名无垢净光宝塔。习称无垢塔或宝光塔。清人傅荐元据此诗云：“悟达能神通舍利，唐宗何意镇琼瑶”。至宋时宝光寺香火极盛，僧侣达3000之众。明代毁于兵火，至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建。宝光寺占地 10万平方米，规模巨大、气势恢宏，400余根大石柱，支撑起一塔五殿十六院的严谨布局。自照壁到藏经楼后紫霞山长约100公尺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殿和藏经楼。中轴线两侧建有钟鼓楼、伽蓝殿、客堂、极乐堂、祖堂、念佛堂、罗汉堂、禅堂、影堂、戒堂以及东西方丈室。布局严谨，次第有序。
山门前，一对大石狮子雄峙左右，清静的寺院显得庄重肃穆。山门创于乾隆年间，与多数佛寺一样，山门殿的两侧各塑有一尊护持佛法的金刚力士，上身裸露，手持宝杵，呲牙咧嘴，怒目圆瞪。作为宝光寺的地方特色，山门殿内还有明代新都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状元杨升庵父子的塑像，名臣巨贤，原是新都人的骄傲，也使宝光寺浓聚起温馨的乡情，散发出浓郁的亲和力。
穿过天王殿，正中耸立着舍利宝塔，两旁即是如双峰对峙的钟、鼓楼。钟楼、鼓楼均为卷棚屋顶式建筑，青色筒瓦，飞檐翘角。钟楼上挂铜钟一口，其声清远，有匾曰“钟敲鹤起”；鼓楼上架巨鼓一口，其鸣如雷，有匾曰“鼓击龙飞”，鹤起龙飞，声势自然非同一般。
舍利塔位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隋时为“木浮图九级”。唐僖宗中和年间，改建为密檐式十三级四面砖塔，高约二十公尺。塔基为古朴的须弥座，护以八角形砖石勾栏，栏板上刻着释迦牟尼佛应化故事。底层正面龛内塑释迦牟尼座像，龛题“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每级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全塔供铜、石、玉等质料雕铸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层层飞檐翘悬铜质风铃四个，塔刹冠以金铜宝顶，映日夺目。清初著名高僧笑宗印密曾赋诗赞塔曰：“宝塔凌空利似剑，几经鏖战圃周唐。清平天下无能及，留与业作栋梁”。宝光塔不仅造型奇巧，塔身不生苔藓野草，虽历千年而一尘不染，故名“无垢塔”，成为寺中胜迹。天晴日朗之日，倒映水中的宝光塔影宛若一支尖锋玉笔直指霄汉，人称“玉笔点银河”；而当雨后斜阳，垩白丹红，宝光塔又像一道绚丽的彩虹倒垂地面，清代诗人李德扬曾赞之曰：“从天戏海倒垂虹，五年祥光霭碧空”。
舍利塔后为七佛殿，宽五间，深四间，单檐歇山式，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殿前檐柱下有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寺内唯一留下的唐代遗物。明代状元杨升庵曾为此础题诗曰：“唐帝行宫有露台，础莲几度换春苔，军容再向业狩，王气遥从骆谷来。 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始知蜀道蒙驾，不及胡僧渡海杯”。 殿内三龛高五十公分的须弥座上，供奉着光明如来、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怖畏如来、阿弥陀如来等七佛立像，“丈六金身”，佛光普照。
大雄宝殿为全寺的主殿，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单檐歇山式，下有高约一米的台基，五楹五进，占地七百多平方米，全殿共用三十六根石柱支撑，结构牢实，雄伟壮观。殿前檐口下，挂着“南无释迦牟尼佛”的白地蓝字横匾，传为济公和尚所书。当心间柱上刻着清人何元普撰书的一副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禅理深刻，高深莫测。殿内宽敞宏阔，香烟缭绕，幢幡飘拂，殿中供奉着释迦牟尼的诞生像、成道像和说法像。诞生像为高约六寸的铜质镀金立像，作儿童状，全身裸体，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成道像为高约一尺五寸的玉石坐像，洁白无瑕，雕刻精美，是清光绪年间清福和尚从缅甸迎请回寺的。说法像高约一丈二尺，为泥塑贴金坐像，右手上举作说法手相。殿壁挂着清代著名画僧竹禅精心绘制的十六尊者以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像，美仑美奂，自是大观。
大雄宝殿东的罗汉堂是宝光寺最杰出的建筑，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一百根石柱支撑起九进九楹的抬梁式木石构架，堂高约10米，广深40米，面积一千六百平方米。堂内工整地布置着四个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罗汉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状升起，宽阔的空间矗立着一尊高约六米的观音塑像，二十八个头、五十六只手、一百九十六只眼，洞照幽明，法力无边。四厢塑有五百罗汉像和毕提菩萨像，围绕“田”字次第展开，内外四层，中以“十”字相连，通道回环曲折，堂内气象宏深，变化莫测。
全殿共塑菩萨、罗汉以及历代祖师共577尊，每尊高约1.7米，全身鎏金，形态表情富于变化，姿式动作各不相同，栩栩如生，情趣天成。其形态有老有幼，有美有丑，有的瘦削长颈，有的佝偻龙钟；其表情或笑容可掬，或横眉怒目，有文静端庄，有狡黠老练，喜怒哀乐，神情迥异；其姿势有正襟危坐、合掌参禅，有抬腿抱膝、怡然自得。而手持器物更见奇物，有念珠木鱼宝杵禅杖，也有蝙蝠蟾蜍仙鹤，无所不有。其衣着从款式、色调到纹饰无不与人物的性格和所处环境巧妙配合，衣折条纹，清晰分明，五百多尊塑像千姿百态，各有旨趣，无一雷同，当年四川雕塑大师黎广修率其门徒九年雕镌才成此珍品，堪称为“东方雕塑艺术明珠”的传世之作。
除了工艺精湛绝伦，宝光寺的罗汉堂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推陈出新。苏州西园寺、北京香山碧云寺、汉阳归元寺均以五百罗汉著称，但那里的罗汉都出自印度佛教的版本。宝光寺的罗汉也是五百之数，名称也是大同小异，但人物却有着少有的变迁。宝光寺罗汉堂内的第二百九十五阇夜多尊者和第三百六十直福德尊者，不着僧装，不拿法器，头戴风帽，肩披锦氅，身穿龙袍，马蹄袖外半露的双手闲放膝间，根本不象出家人的样子，倒象一代君王的写照，据称确是清代康熙和乾隆二位大帝的尊容，且是按照皇帝的真容塑像，康熙出过天花，于是阇夜多尊者的脸上就有朵朵梅花形的麻子。
把皇帝当作罗汉供奉始于清朝，入关前，满族已经开始了从游牧部落转向定居的转变，由于范文程的参议，在盛京建造了凤凰城，模仿明制，建立了定鼎而治的政治制度。但游牧民族“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惯性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弦更张，杀戳建威依然我行我素。清兵入关，一路血海；就是皇室之争，也是刀兵相向，腥风血雨，惨云愁雾，即便是后世君王也时感不寒而栗。也许是为了祈求一分心中的安宁和宽慰，也许是为了寻找一条借助天神树威的捷径，清朝历代皇帝都把自己成佛的化身，不遗余力地崇扬佛教。顺治皇帝甚至不惜抛却皇位到五台山出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常游名山大刹，好为寺庙书匾额、撰碑文，甚至自称罗汉下凡，他游镇江金山寺时作诗说：“朕本西方一衲子，然何落到帝王家”。王公大臣都尊称他为“老佛爷”。乾隆皇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曾以国家的力量，整理刊行了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使佛教极一代之盛，罗汉堂里留下他们的塑像，接受后世的顶礼膜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如果说把皇帝纳入五百罗汉出自皇家的旨意，在罗汉堂内增塑菩萨则完全是宝光寺的独创。宝光寺的罗汉堂除了五百罗汉和一般寺院都有的四佛、五菩萨、十八应真（罗汉）、西天二十八祖师外、还塑有我国自南北朝至明末的十四位禅宗高僧以及清初的八位本寺方丈。这里面自然有标榜自身的用意，但确实也是顺乎民心的举措。十四位高僧中自然少不了宝光寺的开山祖师悟达国师，但让人意料不及的还有二位，一位是《说岳全传》中那个左手拿扫帚，右手执吹火筒，蓬头垢面，鹑衣百结，口歪嘴斜，手残脚跛的南宋疯僧，一位是《评演济公传》中那位放荡不羁却又神通广大的济颠和尚，因为他们的济困扶危、嫉恶如仇而家喻户晓、人人钦敬。佛家真也善解人意，把他们说成地藏菩萨和降龙罗汉应世，芸芸众生皆大欢喜，袅袅香火自然分外旺盛。
宝光寺收藏极为丰富，有蜀汉钟鼎、梁武帝大同六年（540 年）所雕刻的“ 千佛碑”、唐代砖塔、创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尊胜幢”和清代镂空石雕舍利塔，寺藏名家手笔真迹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有宋徽宗、慈禧、竹禅、唐伯虎、徐悲鸿、张大千、康有为、赵熙、谢无量等古今书画家近千人的 1000多件稀世之宝。而令寺僧最为津津乐道的无过于佛门三宝：舍利子、优昙花和贝叶经。舍利子是清光绪三十年宝光寺自信长老的弟子真修和尚从斯里兰卡求来，共有二颗，一黑一白，安放在透明的水晶球内，外罩以铜质镀金的小塔。塔为四方单层亭阁式，高约二十厘米，制作精美，基座为莲花座，塔身镌刻着龙柱、花卉，额上有“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八字。优昙花，梵语为祥瑞花的意思，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和斯里兰卡。宝光寺的优昙花为铜质合金铸造，高一百五十五厘米，叶互生，花分六组，每组聚生许多小花，隐于壶状的花托中。据说，此供可当编钟使用，用筷子打击四周叶片，能发出“优昙钵罗”的声响。此花原是印度使臣送给中国皇帝的贡品，道光皇帝钦赐给宝光寺。贝叶经为梵文的《妙法莲花经》，装在长五十厘米、宽八厘米、高八厘米的檀香木盒里。清光绪二十八年，寺里的真修和尚去曼谷谒见泰国国王时国王所赠。
宝光寺内有许多楹联题刻，寓意深远，发人深思。读之不谓无益，省之更觉在理，自然引人驻目。山门有联：“出入在斯，务要了明性去；圣凡所到，须当问过心来。”弥勒殿有联云：“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无所不容。”钟楼有联：“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大雄宝殿联云：“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许多魑魅；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东方丈有联云：“凡事尽当其然，总期各了各心，方无挂碍；有生根乎自在，只当我行我法，不蹈虚锋”，使人感叹良久。

[墨竹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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