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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快活]

读史使人明智，读了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对这句话愈发有所体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黄仁宇对历史的诠释里包含着老庄的超脱与睿智。无疑纵观人类历史一直是在朝着进步方向走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只是因细部不同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解释。譬如和改朝换代总是相伴而生残酷和血腥就有不同的过渡形式和解说，追问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就很难说清楚。但既然事件已经发生，还是豁达一些看待的好，如一直在道德圈子里喋喋不休反而视野狭窄于事无补。
但黄仁宇的历史观绝不是不讲是非，恰恰相反正是他的这种对宏观历史的解说才更使人明晰了是非，认识更接近客观和公正。譬如国人的毛病一方面是淡忘，忽略是非淡化是非，另一方面却又斤斤计较，讲厚黑圆滑的处世哲学。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经常玩的是“头上一盆火，脚下一把刀”、“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见人先须三分笑，未可抛却一片心”等等。而所有这些弊病的产生皆植根于缺少制度规范的“人治”土壤。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好人”身上，且不说“清官”、“好人”难寻，就是有带来的弊端却又是以某些“清官”、“好人”的好恶为好恶。“清官”和“好人”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但“清官”和“好人”终究有其局限。譬如他可以带好一个班组，一个处室，但再大一些的局面他就胜任不了了。古往今来“好人”当官却没有好结果的故事可谓洋洋大观。不是其无能，是其抗干扰的能力受到的影响。譬如袁崇焕就因朝内的奸佞构陷凌迟而死。如此谁又敢再当“清官”和“好人”？如此不学点厚黑岂能应对复杂世事？
林语堂在他的《吾土与吾民》里曾经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建立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以至于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例：“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好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他还发现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不知道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如果是出自大度，为什么一向斤斤计较的人在这一方面却反于常态；如果是无知的话，又怎么能说中国人聪明?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与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夕不保的财产与权力？
封建社会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有一个好皇帝，且不说真正的好皇帝几乎没有，即使是有在人治的空间里他又能触及多远？所谓“天高皇帝远”，好的政令到了地方也会被变样扭曲。地方保护乃至官官相护就是“人治”下必然产生的恶果。人们经常看到一任局长刚刚因为腐败下台，接任者没过两年就有重韬覆辙了。而这尚是浮出水面的一部分，更多违法者却逍遥法外，不是没有人知道，实是缺少监督监察而使其得到了保护，地方的监督监察部门往往与其利益相关，腐败者倒了不仅对他们没有益处，反而会显现自己工作的失职，而给予腐败者保护自己也能分一杯羹。“人治”必带人情，如果不是案件巨大惊天动地，往往采取绥靖之策。都是一个地方的人，人事关系盘根错节，老虎不发威，谁敢说他是病猫？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于是这竟成为共识成为潜规则，制度和法律让位给关系，人是否混的好不在工作好坏业绩优劣，而在是否有关系人情了，因私要比因公更加用力，几近网络，所谓人多势众、法不责众，抹去张三还有李四，如非特别的仇恨后来者对前任往往既往不咎，何苦落井下石不讲“道德”？好歹上面不可能全盘否定，好歹不能没有人当位“管辖”。
于是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往往不按规则出牌者居上。譬如历史上那些混混皇帝，尴尬而让人诧异的是竟然是这些混混皇帝倒在今天更容易获得“明君”的称为，不过这也难怪，这些混混皇帝的确比那些世袭下的皇帝更有建树，虽然他们也更能杀人。混混皇帝以混得天下却不会以混混治天下，他们也知道只有稳定才能使自己江山稳固。但若没有制度做保证依然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
黄仁宇认为大历史自有其规律，非人能够预见。但放宽历史的视界还是能让人有所觉悟。黄仁宇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简单给出结论，只提供一种思路，但他反对盲目模仿西方，因为各自的历史和经济背景不同。他认为今日中国已无必要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争执，他提倡可操作性的“数目字管理”，这是资本主义需要的，同样也是社会主义需要而不能违背的。

[钟敏]

其实长久以来国人就知道社会上腐败出自什么问题，也知道可以用法律去减少之，然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没有权力的公民只好“望官兴叹”。
问好作者~~

[也好快活]

谢钟敏捧场了。